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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宇寻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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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杜宇氏族的说法有多种,一些问题尚有争议。但从有关史籍和考古中确定,杜宇就是朱提人。又据有关专家考察证实,与鲁甸现有地名印证,杜宇氏族最早就居住在今鲁甸野石,并与彝族的共祖笃慕是同一人。为理清杜宇有关历史,2008年4月,笔者应派参加鲁甸县考察团到成都考察,先后参观考察了望丛祠、杜宇墓和三星堆,进一步了解有关杜宇和朱提的历史渊源,获益匪浅。通过考察,笔者认为:杜宇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以民为本、任人唯贤、光明仁慈的君主,也是一个伟大的农业科学家,其对农事耕作做出了千古不朽的贡献。正如李宪章先生所说:“杜宇是朱提山的骄子,是朱提人民的骄傲,值得人们永远怀念。”

通过笔者查阅书籍和有关史料,广泛进行调研,对杜宇时期这段历史进行寻踪,形成本文。旨在抛砖引玉,敬请有关专家、学者、老师斧正。

一、杜宇是古朱提今鲁甸人

(一)从有关古籍书中看:

关于杜宇的记载,最详、最全的是《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说:“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遂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时适二月,子鹃鸟鸣,故蜀人悲子鹃鸟鸣也。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

据西汉杨雄《蜀王本纪》载:“后有一男子,名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自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

《本蜀论》说:“望帝者,杜宇也,从天下。女子梁利自江源出,为宇妻。遂王于蜀,号曰望帝。”

《四川通史》(1993年版)将《蜀王本纪》的“从天堕”解为“蜀国以外”,并以“止朱提”释为“来源于朱提”,肯定杜宇就是朱提人。这一记载是符合实际的。

刘少匆在《三星堆文化探秘》中说:“古人对天上山上,有同义之意。神仙们生活在天上,实则生活在山上。……所以,从天堕,当作从山上下解。”

从有关史料记载,昭鲁坝区是彝族的主要发祥地,是一个世代生息繁衍在乌蒙山区的民族。刘尧汉在《中国文明源头新探》中说:“彝族是元谋猿人故地金沙江和乌蒙山的土著,由虎尸解而成天地万物的彝族创世史诗《梅葛》,至今尚在乌蒙山和金沙江之间流传。”春秋时期,以僰人为主的昭鲁坝子已进入了奴隶社会阶段,而山区的“昆明”人等仍处于原始部落时期。故从古籍中寻其迹,得出结论,杜宇与梁利皆为朱提人,各为一部落。

(二)从出土文物看:

马厂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鲁甸县城东北部约5公里的茨院乡葫芦口村,面积约10万平方米。1954年,云南省文物工作队到昭通普查时发现。1980年3月,省、地有关部门再次对遗址进行调查并试掘。1982年文物普查时又作进一步调查,经省、地文物部门和有关专家多次考察鉴定,确认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大型村落遗址,距今约4000余年。出土文物有陶罐、陶瓶、陶碗、陶钵、陶勺、陶片、石锛、石刀、石斧等,属生产工具,石质坚硬,磨光技术和钻孔技术精良。另出土铜斧、铜剑各1件,器形古朴,制作粗放。遗址面积大,内涵丰富,文化层较厚,保存较完好,周围环境优美。

野石山遗址位于文屏镇普芝噜村野石,距县城4公里。长期以来,当地村民在田间地头耕作中常常会从地里挖出陶片、陶罐等物。1982年文物普查时,通过考察,初步确认是一处规模较大,文化层较深,内涵丰富,破坏较轻的村落遗址。2002年4月5日至6月5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昭通市文物管理所、鲁甸县文物管理所联合组成考古发掘队对野石山遗址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田野阶段的考古发掘工作。发掘面积425平方米,清理发掘简易陶窑1座,灰坑2个,柱洞20个。出土文物主要有陶器、石器和铜器,陶器以夹沙黑陶、灰陶为主,有少量泥质黄褐陶、红褐陶及个别灰白陶,器物多为素面,发现的纹饰有绳纹、戳印纹、刻画纹、压印的旋纹和轮制旋纹。可辨器形有罐、壶、杯、碗、盆等。其中以罐的形制为多,陶纺轮出土较多,共有116件。石器主要有斧、石锛、刀、箭、石簇等。这次发掘共出土器物369件,陶片400袋,其中陶器252件,石器100件,铜器13件,骨1件,矿渣1件,树皮制品1件,铁器1件。遗址平面分布形状略呈长方形,遗址西面靠山,东为田地,交通便利,自然地理条件较好。

从已发掘出土的文物看,鲁甸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居住,新石器晚期已进入到铜、石器并用时代,主要以马厂遗址中出土的铜斧、铜剑为代表,约在商末、西周初期。并与“三星堆”有密切的联系。就发掘出许多远古时期的石器、陶器和青铜器,其中有鸟形模样,与四川“三星堆”出土文物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从境内文屏镇普芝噜村上野石的大型村落遗址看,当时人类已经离开洞穴生活了。

2007年12月,中央电视台和四川电视台及“三星堆”博物馆联合组成“寻访南丝路,探秘三星堆”考察团到鲁甸,先后到野石山、野石、乐马厂等地进行察看,并详细察看鲁甸文管所馆藏出土文物,他们对鲁甸野石山出土的少量青铜器很感兴趣。“三星堆”博物馆馆长肖先进先生说:“终于在昭通(鲁甸)看到了‘三星堆’文化的影子。”

(三)从鲁甸现存的彝语地名看:

鲁甸是彝族的祖先居住之地。属古“朱提”辖地。按《汉志》颜注引苏林载:“朱音铢,提音时。”《爨龙颜碑阴》亦说:“朱提”一般按古代地名的特殊读音,应读为“殊实”。还有一种说法:“朱提”一名是分别由两个上古时期汉语的通假单字构成,其义为美好之语。范文钟先生释为:“朱提山为美丽飞驰的群山,先有山名,古产银,故又称银为‘朱提’”。“朱提”的读音在197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一书中标注为:“古县名。西汉置。治所在昭通。境内有朱提山,产银多而美,后世因以朱提为高质银的代称。”“朱提”一词的出现,最早出现于西汉杨雄《蜀王本记》:“后有一男子,名杜宇,从天堕,止朱提。”从“朱提”的读音看,它是从本土先民“僰人”(或彝族)语音演化而来。在鲁甸境内,至今还存在不少土著民族语地名,如“啰章嘎”、“普芝噜”、“阿噜伯”、“居乐角”、“安阁”、“嘟噜”、“查拉”、“穑滴海”等。这些地名,都是用汉语语音移植的字面,难于用汉语言解释其真正含义。

2008年7月29日,西南民族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莎拉马毅(彝族)一行到鲁甸“寻根访祖”,考察探寻杜宇与朱提山的历史渊源。在考察鲁甸野石山古文化遗址后,与昭通市、鲁甸县彝学会有关人员一起,对当地的彝语地名进行认真分析,他说:“野石”从彝语语音看,应是“水边”的意思,“普芝噜”(野石山附近)在彝语语音中应是“祖先居住的地方”。在春秋时期,野石山正处在“千顷池”畔,普芝噜与野石紧紧相连,从出土的文物看,这里在新石器时代即有人类居住。沙拉马毅高兴地说:通过这次考察,可以说我们这次“寻根访祖”已经有了收获,普芝噜就是彝族祖先居住的地方,是彝族的发祥地。可以说杜宇就出生在鲁甸。

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印证:得出结论,杜宇与梁利皆为朱提人,各为一部落。早期生活活动地区和部落在古朱提地区今昭鲁坝区的马厂、普之噜、野石一带。这一带是杜宇、梁利的家乡,其根亦在这一地区。以上所述虽余韵不足,但相信随着鲁甸地下更多的考古发现,很多疑团会一一破解。

二、杜宇在古蜀国称望帝

杜宇在蜀称帝,应从鱼凫国破说起。关于鱼凫国破,古文献的记载只有寥寥数语。《蜀王本纪》载:“鱼凫田于湔山,得仙,今庙祀之于湔。”《华阳国志》说:“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还有一个版本的《蜀王本纪》则说:“(鱼凫)王猎至湔山,便仙去,今庙祀之于湔。”

萧易在《五代蜀王之杜宇篇》中说:大约距今3000多年前,朱提是濮人、彝人的乐土。《尚书·牧誓》载:参加牧野之战的,西南地区有庸、蜀、羌、微、蟊、卢、彭、濮八个民族。濮在上古,族系繁多,多伴水而居。“无君长总统,各邑落自聚”,故又有百濮之称。朱提一带,据传是濮人的主要集聚地。历史上的濮人,文化并不落后,开始农耕的时间,比成都平原上的蜀人还早。在这里刀耕火种,安居了很久,并逐渐强大起来。学者段渝在《四川通史》中认为:杜宇就是朱提的濮人、彝人,辗转迁徙到成都平原上立国。

据四川旅游信息中心《鱼凫国破记》载:有说三星堆就是鱼凫王的都城,鱼凫王是被来自朱提(今昭鲁坝子)的年轻的杜宇所灭的。杜宇氏族与梁利氏族通婚后,标志着两个氏族联合,以杜宇氏族为主,从朱提山下到成都平原。趁鱼凫王朝倾精锐北上参与伐商之际挥师入蜀,一路势如破竹,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打到了三星堆蜀都城下。……城内,鱼凫族将士在三个巨大的黄土圆丘上,点燃了祭天地祖先的燔燎,从西南商道入贡国都的数十头珍贵大象,被全部宰杀慰劳与社稷共存亡的将士们。象牙连及国之重器青铜纵日大面具、青铜神树以及巨大的玉石璧璋与贝货珍宝,被依次投入几座火坑。经过征战,在杜宇的带领下战胜了鱼凫王和他的将士,强盛起来,统治蜀地其他部族,取得了蜀地的统治权。

 还有一说在公元前1026年冬,即周文王十二年,太公姜尚,派使节人蜀。联络蜀王鱼凫氏,会同西南巴濮各部,相约次年春天,会师盂津,进军朝歌,共建新的王朝。蜀与周人,本是姻族。加之长期受到殷人的镇压和残害,早对“瘟商”恨之入骨。所以欣然加盟,倾其精锐北上伐纣。被来自朱提(今昭鲁坝子)的年轻的杜宇趁蜀军挥师北伐,国内空虚之际,一举摧毁了鱼凫王朝。

杜宇掌政时期,传播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营造了古蜀国农耕文明。在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出土大量的酒器,如:盉、杯、觚、勺、尖底盏等,种类较多,酿酒需要有丰富的谷物,大量酒器的发掘出土充分反映了古蜀国农业生产的富余。刘少匆先生所著《雾中王国—神秘的三星堆》一书说:“杜宇王朝最大的功绩在于‘教民务农’,而且还把农事推广到东面的巴国。这清楚地表明,鱼凫田于湔山还是处于农牧并重的阶段。到了杜宇时代,畜牧已成为家庭副业,农耕才是社会的主要标志。”由此证明,杜宇移治郫邑,教民务农所传授的农业技术,主要是“按农事季节耕种”。同理,杜宇“教民务农”证明杜宇氏族掌握的农业生产技术要高于蜀地。杜宇称蜀王后,倡导农业,事农兴蜀,进一步推进了蜀国社会的发展。使之成为国力昌盛繁荣,农业兴旺发达,人民安居乐业,地域宽扩的泱泱大国,展现出绚丽多彩的文明情景。

杜宇治蜀,颇有成效。在他的治理下,原本落后的土著部落也开始农耕。这些土著,原本靠渔猎生活,茹毛饮血,捉不到野兽就想着通过战争掠夺,很不安定。从渔猎走上农耕,是安居的一大条件,这些土著部落逐渐安居了下来。鱼凫国的遗民,国亡后隐在山中,见此情形,也纷纷复出。

杜宇的另一项政绩,是成就古蜀文明的关键。朱提自古多铜矿、银矿,当地的百姓,人人都是冶金炼铜的好手。杜宇部落在朱提,学得铸造技术,带到成都平原上,从此滥觞。1986年,埋藏着众多青铜器的三星堆遗址在四川广汉出土,一说这些青铜器,便是杜宇时期蜀人的杰作。这个时候,大抵也是中原地区的商朝人和古印度、古埃及人铸造青铜器的年代。

有了这些政绩,杜宇野心勃勃。《华阳国志》说他“自以功德高诸王”,对于他的前任蚕丛、柏灌、鱼凫,杜宇是一位自信的君王。在他统治之下,古蜀国疆域盛极一时。“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华阳国志·蜀志》)。褒斜在今天陕西汉中附近,是入蜀的重要通道;熊耳、灵关靠近云南,是由蜀入滇的门户;都江堰玉垒山、峨眉山自是天险;汶山成了天然畜牧场,云南、贵州一带成了花园。杜宇疆域之盛,可见一斑。大抵在古代,疆域是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重要法码。杜宇的疆域已经远远冲出成都平原,真有一派帝王的风范。

三、杜宇归隐回朱提

关于杜宇归隐的说法颇多,也很有争议。据《水经注》载:“荆人鳖令死,其尸随水上,荆人求之不得。令至汶山下复生,起见望帝,望帝者杜宇也,从天下。……望帝立以为相。时巫山峡而蜀水不流,帝令凿巫峡通水,蜀得陆处。望帝自以德不若,遂以禅,号曰开明。”

又据《蜀王本记》载:“望帝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鳖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惭愧,自以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授之而去,如尧之禅舜。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帝。帝生卢保,亦号开明。……望帝去时子圭鸣(杜鹃鸟),故蜀人悲子圭鸣而思望帝。” 

按《蜀志》记:望帝化为杜鹃鸟,“至春则啼,闻者凄恻”中似有一段隐情未能道出。

《太平寰宇记》载:“望帝自逃之后,欲复位不得,死化为鹃。每春月间,昼夜悲鸣,蜀人闻之曰:我望帝魂也。”略透出此中消息。盖望帝化鹃,皆缘“欲复位不得”,非以鳖灵“功高”而“禅位”。

从以上古籍的记载,不难发现破绽。其一,望帝杜宇百余岁的时候,与鳖灵妻私通。且不说古人很少有人可以活到百余岁,百余岁之人,要想私通,谈何容易?其二,杜宇亡去,蜀人相传它变成了杜鹃。尧禅让王位给舜时,天下人纷纷奔走相告,百官进祝词,乐工唱礼乐,如果说杜宇与鳖灵之间是禅让,缘何会出现“悲子规鸣而思望帝”的情况?《蜀王本纪》所载,确有漏洞。因为,现在所见古蜀史籍,惟《蜀王本纪》与《华阳国志》两部,且距今已有2000年左右。杨雄、常璩依据的多是蜀地传说,时有错漏,并无考古证据;其中的蜀王传记亦只是只言片语,颇多神仙家之说,不可尽信。所以,许多学者相信,私通只是鳖灵的说词,是一个不圆满的谎言。真实的杜宇,大抵在一场宫廷政变中失去了王位,鳖灵获得了王位,才把这盆脏水泼在了杜宇身上。鳖灵即位,称为丛帝,号开明,一个荆人统治的蜀国开始了。

蜀人之所以把杜宇幻化为杜鹃鸟,是因为杜鹃和农业生产有关,众所周知,杜鹃,又名布谷鸟,是农林益鸟。师旷《禽经》说:“杜鹃出蜀中,春暮即鸣,田家候之,以兴农事。”杜宇掌政时期,传播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营造了古蜀国农耕文明,后人容易把杜鹃和杜宇联系。其次,杜鹃鸟的吟唱则有“四音一节”的旋律,其声凄厉动人哀思,正如李白《宣城见杜鹃花》诗云:“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 唐白居易《琵琶行》:“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李商隐《锦瑟》:“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宋文天祥《金陵驿》:“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杨万里《杜鹃花》云:“泣露啼红作么生?开时偏值杜鹃声。杜鹃口血能多少,恐是征人滴泪成。”等等。在杜宇死后,蜀民同情失败者,为表达对杜宇的追思,将其幻化为了杜鹃。望帝化为杜鹃鸟,也成为蜀人世代相传的神话故事。

杜宇失国后,率部退出成都平原,“退隐西山”,就是退到高原地区。一部分退回家乡朱提地区。据陈本明先生在《朱提文化论》中说:“昭通营盘村古墓群的出土文物大致反映出这种情况,经考证时间属于青铜时代遗存,即大约在春秋时。出土的青铜矛、戈、剑、剑鞘、臂甲的型制与主要分布于四川盆地及周围地区的‘巴蜀式’器物相似。……特别是出土的青铜带钩,体似琵琶形,首曲鸟头形,钮柱较短,与三星堆出土的鸟头形器正好相同,带有杜宇族图腾的特征。说明杜宇族被鳖灵战败后,退回朱提。时间恰与杜宇与鳖灵时期相符。”

由此得出:杜宇失国后,带领部族退回朱提。朱提,即今昭通鲁甸一带,离蜀地并不远,北接蜀地,南连古滇,东通夜郎,与岷山仅隔一条金沙江,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常璩说这里“邻近犍为,百姓勤奋好学,号称多士人,在宁州冠冕一时”。其实,历史上朱提更为有名的是矿藏,朱提银声名远播。自秦汉起,颇为古人称道,都对朱提赞誉有加。

四、杜宇与笃慕为同一个人

关于杜宇与笃慕是否为同一人的问题,从有关史学家或史学研究者研究中表明:杜宇与笃慕为同一个人。

据陈英在《笃慕——杜宇》中说:“就笃慕与杜宇的祖源、身世及部族源流作比较分析,感到彝、汉古籍记载的笃慕……和杜宇,就是指的一个人。”

易谋远在《彝族史要》中也说:“笃慕,我们疑他即是春秋中期的蜀帝杜宇。这不仅因为笃米的‘米’与杜宇的‘宇’是韵通转,笃慕的‘慕’与杜宇的‘杜’音很近;并且,按贵州水西安氏谱系估算,笃慕生活的年代与杜宇所处的春秋时代相近,尤其是在同一蜀地上,均因为首促进当地进入文明时代而得以彪炳史册的人物,这很可能指的是同一个人。”

街顺宝在《夜郎庄乔与笃慕》中经过分析对照《元史·地理志》、《华阳国志》、《西南彝志》说:“但这些材料说,六祖分支之前,六祖及笃慕及其先人并没有到过后来迁到的这些地方,武、乍之来,是第一次经营,攻城掠地才得扩展势力,说明笃慕遇洪水而自滇池地区逃难的传说不可靠,笃慕只能由蜀而来,而笃慕也即杜宇,两人的许多经历都很相近,有人说二人为同一人,不无道理。”由此印证了杜宇与笃慕就是同一个人。

据彝文文献记载:慕靡氏以希慕遮为第一代始祖,父子连名传三十一世到笃慕。笃慕时期,发生了特大洪水,笃慕到洛尼山避洪水,洪水消退后,因天帝策格兹的撮合,在贝谷肯嘎与沽、能、布三天女对歌而成亲,生下彝族武、乍、糯、侯、布、默“六祖”。慕靡的三十一代王中,笃慕同著名的蜀王杜宇有着许多的共同之处,《华阳国志》载:“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时适二月,子鹃鸟鸣。故蜀人悲子鹃鸟鸣也。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笃慕,或译作“笃米”、“祝明”、“独姆”、“居姆”、“仲牟由”、“ 笃祖”等。如“笃慕”、“笃米”、“祝明”的译音和杜宇相近,“杜主”则和“笃祖”音相近,都有遇洪水的经历,娶妻的地方和妻子的名字相近等。作为一代有为君主的蜀王杜宇,“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时适二月,子鹃鸟鸣。故蜀人悲子鹃鸟鸣也”。杜宇去了王位而“升西山隐焉”,和笃慕到洛尼山避洪水有相同的去处,《华阳国志》记录了杜宇(望帝)化为杜鹃的传说,望帝的故事因唐代诗人李商隐的《锦瑟》一诗中的“望帝春心托杜鹃”名句而流传。

王继超先生在《彝族传统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的一些共同特征》一文中说:在彝文文献中,杜鹃是仅次于“兹”(君长)的“摩”的徽号,而在口传歌谣如《曲谷精选》里,杜鹃又为鸟的君王。望帝化杜鹃与杜鹃为鸟的君王,应当是有渊源关系的,应当有一种历史信息的传承。慕靡氏与尼能氏长期维系着姻亲关系,从慕靡的第十四代道慕尼(一作“窦米能”)开始,如《彝族源流》载:“尼苦姆之女,名苦姆舍楚,是窦米能氏,九兄弟之母……幼为窦米能,传下六祖根……苦姆租之女,叫租雅合柯,是米能仇之母,租阿武之女,叫阿武赫车,是仇雅素之母,仇素有五子……。”。这里出现的“尼苦姆——苦姆舍楚”、“苦姆租——租雅合柯”、“租阿武——阿武赫车”是属于尼能氏的父女连名,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笃慕,如笃慕的妻子三“天女”,分别名尼依咪哺、能依咪哆、啻依乌吐,前两位实际出自尼能氏,笃慕的妻子尼依咪哺与杜宇妃的“朱提有梁氏女利”之间,名字的音相近,人所处的地域相同。尼能氏和慕靡系的姻亲甚至于还保持到笃慕继承人的六祖时期。笃慕和杜宇有着相同的经历,杜宇恰恰与创造三星堆文明的古蜀人有直接的联系。彝族祖先的历史空间与三星堆文明的创造者同处一域,彼此在宗教领域拥有的共同特征,表现为人鸟共生、太阳神崇拜、神树祭祀的共同文化特征等。

陈本明先生在《昭通彝族史探》中说:杜宇就是笃慕有五条理由。一、都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之人;二、同是真正手工业和艺术产生时期的人;三、史称杜宇“积百余岁”,又称笃慕“百岁寿终日”,年龄相当的二人当为一人;四、中国古代曾有过两次特大的洪水泛滥:一次是尧洪水,一次是蜀洪水。后者,正是杜宇所处的春秋时期。在彝族东部、北部、云南东南部、南部、中部方言区,均有彝文记载的《洪水泛滥史》。应当说,彝族是以“洪水遗民再造彝族”的笃慕这一祖先,作为再生始祖;五、同是蜀地奴隶制国家的建设者。

又据《西南彝志》文献记载,在蜀地称望帝的杜宇及其妻梁利是朱提人,杜宇即是笃慕(隆穆、祝明、仲牟由),或称共祖。其六子称“彝族六祖”,即武、乍、糯、恒、布、默。六支向各地迁徙范围在今滇、黔、川的结合部。秦时,滇东北一带的主要居民被称为僰、叟等族,皆是“羌之别种”。汉晋时,这一带的居民又被称为“昆明诸种”。“昆明诸种”是当地云南境内分布最广的一个羌人集团,而“昆明”人则是这个氐羌族群中人数最多的一个支系。《华阳国志》曾有“(氐羌)大种曰昆(明),小种曰叟”的说法。汉晋时滇东北的“昆明”人多居住于山区,与住于坝区从事农耕的僰人、叟人处于垂直分布状态。“昆明”人与僰人、叟人的一部分逐渐融合,成为今彝族等藏缅语各族的祖先。

由此得出:杜宇与笃慕就是同一个人,昭鲁坝区就是彝族的发祥地,彝族“六祖分支”也在这一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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