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您当前的位置:本地通首页 > 本地历史 > 鲁甸的“改土归流”

鲁甸的“改土归流”

关键词:改土归流,鲁甸历史     我要发布新的信息
  • 相关机构: 《朱提文史》
  • 电 话:
  • 网 址:http://
  • 感谢 ludianccoo 您提交的信息已被本站采纳
  • 点击率:4505

    已有0网友参与纠错

    清初在云南、四川、贵州等省少数民族地区所施行的“改土归流”政策是清政府的一件政治大事。从清王朝建立初期顺治十六年(1659年)开始革除元江土司,改设流官到雍正大规模“改土归流”(1726-1731年)止,经历三帝,历时达七十余年。清王朝的“改土归流”政策是明代“改土归流”政策的继续和发展,对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加强王朝中央集权制和巩固封建国家的统一,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什么是“改土归流”呢?“土”就是所谓“土官”,即由中央王朝任命当地少数民族的“土酋”或有威信的人(也包括极少的长期在民族地区居住的汉人)为官吏(土司)管理,统治一定范围的民族地区。“流”就是“流官”,即由中央任命派出直接进行统治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的官吏。“流官”是有考核、有任职期限的。而“土官”则经中央批准可以世袭。“土司管理制度”从汉晋时“以夷制夷”沿袭到清。《昭通府志》载“土官自汉唐世袭,二千余年,雄富敌国”。“改土归流”就是改土司管理为流官管理。这动摇了土司权利,必然遭到土司的激烈反抗。

    为什么要“改土归流”呢?土司管理属于奴隶主或农奴主专政,对劳动人民(农奴)的剥削压迫非常残酷,而且割据一方,常不服中央管理。土司之间经常争人夺地、打冤家互相残杀,蹂躏地方,危害人民。明末进步思想家徐霞客于1638-1640年游历云南期间,目睹土司罪恶活动,在其《游记》中写道:“土司糜烂人民,乃其本性,而紊及朝廷之封疆不可长也。”“诸彝种之苦于土司糜烂,真是痛心疾首,第(只不过是)为势所压,生死惟命耳,非真有念主思旧之心,牢不可破也。”他认为土司“业(已经)非羁糜所可制驭,倘经略失驭,其造乱者将于昔也。”他对明代对土司实行的“羁糜之治”批判是深刻的。雍正四年春,云南巡抚兼总督事鄂尔泰的奏言中对“改土归流”的必要性说得非常透彻,他说:“云贵大患,无如苗蛮,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乌蒙(即今昭通)至滇省亦仅六百余里,自康熙五十三年土官禄鼎乾不法,钦差督抚会审毕节,以流官交质始出,益无忌惮。其(上交中央)钱粮不过三百余两,而取于下者百倍。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计钱(以钱为单位收取),大派计两(以两为单位收取)。土司一取子妇,则土民三年不敢婚。土民有罪被杀,其亲属尚出垫刀(费)数十金,终身无见天日之期。东川虽已改流三十载,仍为土目盘居,文武长寓省城,膏腴四百里无人敢恳。若东川、乌蒙、镇雄改隶云南,俾臣得相机改流,可设三府一镇,永靖边氛。”(《国朝先正事略》卷13《鄂端公事略》)雍正在关于“改土归流”的上谕中也说:“朕闻各处土司,鲜知法纪,每于所属土民,多端科派,较之有司征收正供,不啻倍蓰,甚致取牛马,夺其子女,生杀任情,土民受其鱼肉敢怒而不敢言。”雍正在对兵部的诏谕中进一步指出:“向来云、贵、川、广以及楚省各土司,僻在边隅,肆为不法,扰害地方,剽惊行旅;且彼此互相仇杀,争夺不休;而于所辖苗蛮,尤复任意杀害,草菅人命,罪恶多端,不可悉数。是朕命各省督抚等悉心筹画,可否令其改土归流,共遵王化。”雍正在接到鄂尔泰的秦议后“知鄂尔泰才必能办寇,即诏以东川、乌蒙、镇雄三土府改隶云南。”(《圣武纪·雍正西南夷改流记》)鲁甸“改土归流”时尚未独立设为厅县,与今昭阳同属乌蒙土府,故清对乌蒙的“改土归流”即包括了鲁甸。

    “改土归流”所采取的方法步骤是怎样的呢?在鄂尔泰的秦议中明陈:“其改流之法计禽为上,兵剿次之;令其自首为上,勒献次之。惟制夷必先练兵,练兵必先选将,诚能赏罚严明,将士用命,先治内,后攘外,必能所向秦效,实云贵边防百世之利。”鄂尔泰在云、贵“改土归流”行动中,乌蒙(昭通)芒部(镇雄)、东川三土司反抗最为激烈。他们利用地理条件,互相勾结,结为联盟,联合反抗。雍正五年(1727年)鄂尔泰采取分化瓦解的手段,先争取东川,再兵逼乌蒙,并分兵击芒部,十天之内就平定了三个土府。平定后,东川、乌蒙设府,芒部设州,委派了流官。并在乌蒙设一镇在今昭阳。乌蒙镇驻兵(总兵刘启元)加强统治。而把投降的土司禄鼎坤(乌蒙土司)等三人分别安置到河南和江西。但禄鼎坤等不甘心失败,雍正八年(1730年),禄濎坤之子禄万福暗中纠集禄姓大小土司头目,以总兵刘启元贪虐为口实,煽动周围土司叛乱。他还勾结了四川凉山、下方、阿驴一带土司,又串联了巧家、武定、威宁、镇雄乃至寻甸各地土司头人,将“所属隘口,沿途堵塞,折毁桥梁,以致行路断绝。“又”杀伤塘兵,劫抢粮运,奸细四布,惶惑人心。鄂尔泰采取坚决措施,兵分三路进剿。双方展开激战。进剿中,鄂尔泰采用了“分兵穷搜,务获得魁,尽屠丑类”的手段。其部属官兵不加区别地屠杀了成千上万劳动人民。镇雄一路,“败贼八千,杀贼三千余众”;东川一路,“烧毁十三寨,斩获甚众,斩杀无数。”乌蒙一路由徐成贞率领“隋征禄万福,先至鲁甸,攻扑巢穴,斩禽甚多,进至太乙山,抚剿兼施。”“击败贼数万,连踏贼营八十余座”。“贼众相率投降,未浃旬克复府城。”三土府平叛后,“鄂公乃下令:凡避贼逃亡及被胁从者,无论汉、回、夷、苗,概为招抚,共得数万户,给以耕牛、谷种俾得各安其业。”经这次叛乱后,雍正九年鄂尔泰认为乌蒙不好,“乌言黑,蒙言昧,不昭不通之甚者”,“前之乌暗者易而昭明,前之蒙蔽者,易而宣通”,因而改乌蒙为昭通。设昭通府,下辖恩安县(今昭阳)、永善县、大关厅、鲁甸厅、靖江县(今绥江县)。徐成贞驻昭通后,“即倡修昭通书院,延清宿儒以训诲之。”(《昭通府志》)至此,鲁甸的“改土归流”告结束。

  “改土归流”对鲁甸的发展有什么意义呢?首先,社会制度上由农奴制社会进入了封建社会,经济所有制有了重大变化。这是一个艰难的大进步。其次,“改土归流”实实在在的促进了鲁甸的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农业生产和矿业生产都逐步发展了。“恳辟汗菜,焚烈山林,久荒之土亩收数倍。”交通方便,“改土归流”开通滇黔路八百余里。”鲁甸处滇黔之交界,当为八百里之属。第三,废除了农奴制,加强中央集权管理,各省交往自由,为江西、荆楚等中原地带及两广商旅进入鲁甸创造了条件。这就为鲁甸朱提银进入乾嘉大旺奠定了政治、社会、交通、人力、技术交流等方面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鲁甸的“改土归流”,就没有朱提银的乾嘉大旺。

赞助商提供的广告
纠错信息:( 已有 0 人发表纠错信息 )
电话:010-61744588 传真:商务合作QQ45177403 邮箱:union#ccoo.cn
地址:昌平区北七家宏福11号院创意空间 邮编:102209
Copyright © 2004-2024 北京城市联盟科技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技术支持:城市联盟
不良信息举报中心
='{"id":"10"}'>